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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健康肥胖之辩:一个可研究的表型,还是不该存在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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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肥胖并不总是伴随代谢异常,约15%~20%的肥胖患者血压、血糖、血脂可处于正常范围,被称为“代谢健康肥胖”[1]。这一表型是否存在、是否应影响治疗决策,长期存在争议。第62届欧洲糖尿病研究协会年会(EASD2026)上,“代谢健康肥胖:事实还是虚构”专题以辩论形式,邀请德国莱比锡大学Matthias Blüher教授、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Arya M. Sharma教授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Ruth J. F. Loos教授,分别从临床表型、诊断分期和人类遗传学角度展开讨论,并在问答中触及研究模型、肌肉质量、胰岛素抵抗及肠促胰素应答等议题。本报道梳理其核心内容。

一、临床表型存在,但不能理解为“良性肥胖”

Matthias Blüher教授开场即表明立场:从临床观察看,代谢健康肥胖可以被视为事实,但需要明确其边界。

Blüher教授先给出反面证据:肥胖与229种以上并发症相关[2,3];2型糖尿病(T2DM)风险随体重指数(BMI)升高而增加,BMI≥40 kg/m2者较BMI<25 kg/m2者风险约高9倍[3]。英国THIN登记库纳入超过350万人,显示即使没有代谢异常,超重和肥胖本身仍与心肌梗死、卒中、心力衰竭风险升高相关[4]。因此,“没有代谢异常”并不等于“没有风险”,也不存在可简单称为“良性”的肥胖。

但临床确实存在另一类患者:约15%~20%的肥胖者没有明显代谢并发症,且该表型在绝经前女性中更常见[1]。Blüher教授团队利用正葡萄糖高胰岛素钳夹研究[5],将BMI与胰岛素敏感性对照,发现同一BMI水平下人群差异很大:脂肪营养不良患者可表现为严重胰岛素抵抗,而部分高BMI脂肪水肿患者却可保持胰岛素敏感;即使都符合代谢综合征定义中的“代谢健康”,仍可区分胰岛素敏感与胰岛素抵抗两类,二者HbA1c、甘油三酯等指标不同。

机制层面,内脏脂肪分布、脂肪组织炎症和脂肪细胞功能受损是关键线索。Blüher教授团队对超过15 000份脂肪组织生物样本、逾1500人的批量RNA测序数据进行分析[6],内脏脂肪可聚类为5个簇,其中一簇HOMA-IR较低、脂联素较高,符合代谢健康肥胖特征。单核RNA测序进一步显示,代谢健康与脂肪细胞更高代谢灵活性、间皮细胞减少、间充质细胞和祖细胞增加相关[7]。减重约50 kg后,皮下脂肪免疫细胞减少,内脏脂肪巨噬细胞明显下降,提示脂肪组织炎症可随体重下降改善[8,9]。

Blüher教授总结指出,肥胖表型异质,临床定义的代谢健康肥胖存在,并可被脂肪组织特征和人工智能识别;但它更适合作为理解机制的窗口,而非“无需处理”的标签。

二、作为临床诊断,“健康肥胖”是虚构

Arya M. Sharma教授的立场并非否认这类人群存在,而是质疑其临床价值。他开场展示1992年自己在高血压门诊给患者测量腰围的照片,回顾了从血压与体重关系切入肥胖研究的经历。德国45 125例初级保健患者调查显示,各BMI水平上高血压患病均呈递增[10];INTERHEART研究纳入52个国家27 000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及匹配对照,显示在每个BMI类别内,腰臀比(WHR)最高五分位者的心梗风险都更高。即使BMI<20 kg/m2,WHR升高仍伴随风险增加[11]。

他进一步引用加拿大南亚裔与白人对比研究[12]:相同BMI下,南亚裔有更多内脏和异位脂肪、更大的脂肪细胞、更高空腹胰岛素水平和HOMA指数、更高甘油三酯及更低脂联素水平。这说明用一个BMI切点定义肥胖并区分“健康”与“不健康”,在混合人群中并不稳妥。

Sharma的核心论点是:肥胖应是一种临床诊断,而非单纯人体测量结果。加拿大2020年肥胖指南[13]明确提出,肥胖是异常或过多体脂损害健康的慢性进展性疾病;BMI、腰围可用于筛查,但不能单独诊断。EASO框架[14]和ADA标准[15]亦强调,诊断需结合医学、功能和心理领域,随后再用埃德蒙顿肥胖分期系统(EOSS)等工具分期。NHANES Ⅲ数据显示,按BMI分类死亡风险差异不大;而按EOSS分期,有并发症的2期、3期人群风险明显升高[16]。英国生物银行约41.1万人的数据中,无论采用何种人体测量切点,EOSS 0期占比都很低[17]。

Sharma教授还强调,肥胖患者求诊原因常是睡眠呼吸暂停、疼痛、漏尿、反流、抑郁焦虑及社会污名,而非HbA1c或血脂。若仅以心血管代谢终点定义治疗价值,可能贬低非代谢并发症,并限制没有代谢异常但确有健康损害者获得照护。他建议肥胖评估纳入功能与心理社会健康,临床试验设置超越代谢指标的主要或复合终点,报销与生活质量和功能挂钩。对他而言,代谢健康肥胖可作为科研模型,但作为临床概念是“虚构”,甚至可能被媒体误读为“肥胖无须担心”。

三、遗传学支持“解耦”,但不是一个单一亚型

Ruth J. F. Loos教授从人类遗传学角度给出支持证据,但很快补充:健康肥胖本身异质,不存在单一“健康肥胖亚型”。

她回顾团队15年前对体脂百分比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18],发现IRS1上游变异可降低体脂百分比,尤其皮下脂肪,而对内脏脂肪无明显差异;该变异还影响IRS1在皮下脂肪、大网膜脂肪和骨骼肌中的表达。意外的是,降低体脂百分比的等位基因却与更高冠心病、T2DM风险和不利血脂谱相关。这成为团队最早关注的“健康肥胖变异”之一,提示脂肪分布而非单纯脂肪量决定代谢后果。

随后,团队采用跨表型GWAS,将BMI、体脂百分比、WHR与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收缩压、血糖和胰岛素等指标,寻找同一变异“增高肥胖指标、降低代谢风险”的信号,识别出62个独立位点[19]。这些位点富集于脂肪组织、脂肪细胞、肝细胞和肾上腺皮质,而非大脑,与一般BMI位点的中枢食欲调控特征不同。机制涉及脂肪分布、胰岛素-葡萄糖生物学、脂肪细胞功能与分化、炎症及白色脂肪米色化等。

在英国生物银行个体水平数据中,团队用标准化BMI与甘油三酯等连续性状相减构建“解耦”表型,进行24项GWAS共定位,获得266个独立信号,并聚类为8个亚组:有的主要降低血压,有的降低血糖性状,有的影响血脂,有的效应更广泛[20]。健康肥胖遗传评分与较低血压、血糖、HbA1c、甘油三酯和较高HDL-C相关,也与较低脂代谢紊乱和T2DM风险相关;但该评分仍与蜂窝织炎、睡眠障碍、肺气肿、静脉曲张等体重负荷相关疾病风险升高有关。Loos强调,这证明的是“代谢健康肥胖机制”,不是“健康肥胖”本身。她最后提到,肌肉健康和生物学已在其最新分析中出现,提示解耦机制不止脂肪分布。

四、互动环节:从研究模型到治疗应答

问答环节首先有听众以1型糖尿病(T1DM)中“逃逸并发症”的Joslin奖章队列作类比提问:肥胖是重大临床问题,但生物学充满异质性;能否利用代谢健康肥胖者寻找保护机制和新药靶点?Blüher教授表示认同,称这正是把代谢健康肥胖作为模型系统的意义,可围绕脂肪组织功能障碍、内脏脂肪分布及致糖尿病、致动脉粥样硬化分泌分子寻找靶点。他还提到父亲罹患T1DM 75年无并发症,属于Joslin奖章研究中的例子。Sharma教授同样认可其科研价值,但重申纵向自然史研究仍缺乏:代谢健康者多久出现首个代谢问题尚不清楚;作为临床概念,他仍持保留态度。

随后有听众提问:讨论多聚焦脂肪组织质量和功能,瘦体重、肌肉数量与质量在代谢健康肥胖中占多大位置?Blüher教授承认这一方向研究不足,较高体能和较好身体成分可能是健康表型的重要部分;Loos教授则表示肌肉健康与生物学已出现在其最新遗传分析中。

Samuel Klein教授作为听众建议在聚类分析中加入HOMA-IR或甘油三酯/HDL比值等指标。Loos回应HbA1c已纳入分析并与血糖性状归在一起;Blüher教授补充,机器学习识别的胰岛素敏感亚组在血糖控制上与高胰岛素组难以区分,但高HOMA-IR状态共病风险更高,符合胰岛素抵抗作为机制驱动因素的假设。

最后,有听众询问肠促胰素治疗中“超级应答者”与“无应答者”能否从遗传谱预测。Loos教授表示,代谢健康肥胖的不同亚型可能对肠促胰素反应不同,例如较低HbA1c、较低血糖水平相关亚型可能更有利,值得进一步研究。

五、结语

这场辩论没有在“有或无”上简单站队。Blüher教授把代谢健康肥胖作为研究脂肪组织功能的窗口;Sharma教授把问题拉回临床诊断与分期,提醒代谢正常不等于健康;Loos教授的遗传数据说明肥胖与共病可被解耦,但解耦机制多样。对临床而言,更稳妥的做法是承认表型异质性,以健康损害和功能受限而不仅是代谢指标决定照护,并进一步开展纵向自然史、肌肉功能、胰岛素敏感性和治疗应答等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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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Kilpeläinen TO, et al. Nat Genet. 2011; 43(8): 753-760.

19. Huang LO, et al. Nat Metab. 2021; 3(2): 228-243.

20. Chami N, et al. Nat Med. 2025; 31(11): 3801-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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